"权利的文化" 陈建升个展

北京艺术咨询有限公司很荣幸为出生于香港、成长在北京的陈建升举办他的首次个展,展示他早熟而多元的艺术才华。他在美国的布朗大学和罗德岛设计学院(RISD)学习。

作为艺术家和一个无忧无虑爱好享乐的人,陈建升喜欢在作品中制造矛盾,无论是线性年龄的矛盾,还是看似神圣实际却剥夺权力的制度。他自身在许多方面也是矛盾的。依靠惊人的绘画技巧,他创造了轻盈的作品,并以此获得殊荣,那些作品以对裸体男子丰满的展现(《变形记之棱镜》),或农村弃儿的形象的挥洒(《吃玉米的男孩》),而能与那些年长他许多的知名艺术家相媲美。此外,尽管拥有常青藤名校的教育经历,陈建升超越了他舒适的经验世界(赋予了他优雅的相貌和举止),体现在对种族主义政权、教条式宗教奴役的邪恶,和以侵略来获得权力的青年的检视中。有时,陈建升的主题是反社会的,愤怒而挑衅,努力寻找自我和归属感,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最终表现却是主体的更加孤立。陈建升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同样存在着矛盾,他反对给富有影射性的作品分类,以至于不肯揭露他的年龄以免造成先入为主的判断。相反,他更喜欢让观者不断猜测,对主题不带偏见、也对画出作品的艺术家不带任何成见地去解读作品。他坚持反对给那些省略的、不提供任何线索的标题贴标签或作出意识形态的解读。事实上我了解到,陈建升沉默寡言,不愿透露他作品背后的动机。这种距离、隐藏或说保留,也是陈建升用来“俘获”观众心理的一种方法(连同他对空间的支配、甚至压迫,以及明显的扭曲所做的实验)。因此,儿童和青少年经常呈现出成熟的面容,像是些许世故的代理人,从小被洗脑和操控,既吸引了观者,同时又引起了厌恶。此外,陈建升展示了一种姿态,其本身是无辜或不做作的,并引出某种禁忌的特质,观者不会立刻发现,而一旦发现,则为时已晚,观者发现自己成为了同谋,带着非法的许可。这在《红鞋女孩》和《坠落的女孩》中特别引人注目,两幅作品都臣服于窥淫癖,并因其外表的极端无辜而更显罪恶。在这件作品中,这种轻描淡写反而上给予观者一种太过简单却又不安的经验,而且是一种权利被剥夺的经验。

陈建升不仅通过对于主题的选择来吸引观者,同时对挥之不去的黑暗情绪赋予表情的声音。从坚实的肉体到梦幻般的色调,但当他发现自己的写实作品“太好看了”,他会着手去调整:在《聚宝盆》里,一个体态轻盈的年轻男性沾满看起来是血的东西;在《暴食者》里,一群无辜的儿童配着醒目的标题,由陈建升改编自西尔维亚·普拉斯的诗句。他甚至摧毁一些“不够有力”的作品。弗朗西斯·培根 等其他艺术家也曾因为个人原因摧毁过一些油画,胡安·米罗为抗议佛朗哥政权而砍掉了他的一些作品。无论陈建升的内部或/ 和外部的动机是什么,在他看来,对主题的处理手法必须是激烈和有力的。 在实现对观者的情感/ 心理控制的过程中,陈建升也对控制人物所处物理空间的可能性感兴趣,用他 的话来说就是“被空间吃掉”,可能象征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消耗,特别是在他的作品《跪着的男人》, 《浴缸里的女人》,《抽烟的女孩》和《坠落的女孩》,垂直线的堆砌几乎盖过了中心构图。同样 的脉络下,陈建升迷恋于利用各种宗教绘画形式的可能性,以及如何能从字面上和比喻上精简主题。 例如,《浴缸里的女人》紧闭在一个夸张的拱形中,在传统上用来象征庄严圣洁的宗教圣像画和礼 拜场所。《室内四人》很明显借鉴了基督教的三联画的形式,曾被希罗尼穆斯·波希和弗朗西斯·培根等艺术家用作非宗教的用途,这次则被陈建升用作“某种视觉监禁”的目的。在这个作品中,艺 术家通过创造当代中国的“祖先”画像,来质疑现今的社会阶级。陈建升保留了其僵硬而冷漠的特征,但完全颠覆了他们在权势家族阶级里的形象,反而描绘了被剥夺权利的对象,背景中被砍掉的 钟表象征着这份遗产不该或不会被传承下去。在同一个简陋的房间里,同在屋檐下的人物彼此疏离。 陈建升对压迫效果的空间的运用也关系到他的主要风格。正如空间“吃掉人物”,陈建升用充满情 感的笔触涂抹颜料的过程,是他对图像的最终呈现的承诺。这种既朦胧又富有梦幻般的效果的潜意 识现实的设计,在《室内四人》中相当突出,此外,在《脑力外流》和《跪着的男人》中,它意味 着对个别主题的教条或环境的一种控制。其他值得注意的表现手法包括陈建升的局限的用色,以及 加长且棱角分明的笔触,在《暴食者》里都可窥见其缩影。这种对颜料的自信运用处处可见,在《变 形记之棱镜》和《门卫和安娜》有更大范围的展现,这幅大型双连帆布油画呈现画家一位朋友的两 个姿态和角度,一个在质问(在左),然后似乎转为挑衅。它证明了陈建升的技术实力,他有能力 创作如此深度的作品,不耍花招,不浮躁也不陈腐。

陈建升的艺术才华证明了他能够制作出如此有深度的作品,毫无矫揉造作也不落窠臼。

—— 裴依珊

请点击下载展览图册